领衔视野｜窦俊伟律师：缘何110万美元的转出，或将绝杀娃哈哈百亿信托大战

　　在娃哈哈家族这场牵涉18亿美元的信托风波中，三位同父异母的弟妹与宗馥莉的对决，正围绕一个核心争议撕扯：那笔被原告指为“恶意侵占信托财产”的110万美元转账，究竟是宗馥莉的“绝杀招”，还是暴露了信托本身的致命缺陷?

　　要解开这个谜，香港信托法的“确定性三原则”或许是唯一的钥匙。

　　风波起：百亿信托存废之争，110万美元成导火索

　　这场百亿信托大战双方的主张，从一开始就针锋相对：

　　原告(宗馥莉三位同父异母的弟妹)称，父亲宗庆后生前已指示下属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家族信托，注入18亿美元，自己是合法受益人;

　　他们直指宗馥莉从该账户转出110万美元的行为是“恶意侵占信托财产”，并紧急向法院申请禁令冻结账户，阻止其进一步处置资产。

　　而宗馥莉的回应简单直接：所谓“家族信托”根本不存在。她从未收到任何设立信托的指示，110万美元转账仅是“娃哈哈越南工厂设备的尾款”，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支出。

　　表面看，这是一场“各执一词”的家族内斗，但在香港普通法体系下，信托的成立从来不是“口头说说”就能算数。作为普通法的重要遗产，香港信托法遵循普通法确立的信托“确定性三原则”——意图确定性、标的确定性、受益人确定性，这是信托成立的“生死线”。而这110万美元的转账细节，恰恰成了检验“信托是否有效设立”的试金石。

　　三原则下的信托存废：110万美元如何戳破“信托幻象”?

　　香港信托法对“有效信托”的认定近乎严苛，而原告主张的“家族信托”，在“三原则”审视下，处处透着可疑。

　　第一关：意图确定性——110万美元的“用途之争”，直接击碎信托初心

　　信托的成立，首先要求委托人(宗庆后)有“明确且有法律约束力的信托意图”——即清晰地想把财产交给受托人，专为受益人利益管理，而非仅停留在道德愿望或模糊指示。但目前的证据，却让这一“意图”摇摇欲坠。

　　原告始终无法拿出宗庆后签署的正式信托契约，仅以“多年前的口头指示”主张信托成立。这在百亿级财富传承中极不寻常——对身家显赫的富豪而言，一份严谨的书面信托契约是规避风险的“标配”，仅凭口头指示就定调巨额资产归属，几乎违背商业常识。

　　更关键的是宗馥莉对110万美元的解释：“越南工厂设备尾款”。这一说法直指资金的“公司属性”——如果账户资金始终服务于娃哈哈的业务运营(如支付海外工厂尾款)，就与原告声称的“为家族成员私人利益设立信托”形成了完全冲突的目的。

　　根据普通法原则，一项财产不能同时承载两个相互排斥的使命：既是公司运营资金，又是家族信托资产。一旦香港法院采信“越南工厂尾款”的说法，就意味着宗庆后设立信托的“明确意图”从根本上站不住脚——毕竟，没人会用“公司经营资金”去设立一个“为家人利益”的信托。

　　第二关：标的确定性——“未来分红”与“资产混同”，让信托财产成了“糊涂账”

　　信托的成立，还要求“标的必须确定”——委托人必须明确指出哪些财产被划入信托，且这些财产必须独立、可区分。但案涉18亿美元的“信托财产”，从一开始就可能是笔“糊涂账”。

　　原告称资金来源是娃哈哈的“未来分红”，但在普通法下，“未来财产”设立信托的规则堪称“步步惊心”：对未来才能获得的财产(如未分配的分红)，即便有设立信托的意图，也仅构成“未来设立信托的协议”，而非有效信托。只有当财产实际到账，并被“明确划归信托”时，信托才真正激活。

　　如果宗庆后只是口头说“未来分红放进香港账户”，却从未在每次分红到账后办理“转为信托财产”的手续，那么这些资金的“信托属性”从未生效——它们只是普通的银行账户资金，而非信托财产。

　　更致命的是“资产混同”的风险。信托财产的核心特征是“独立于委托人、受托人及公司资产”，但110万美元的转账行为，恰恰暴露了资金的“非独立性”：若账户资金能随意用于支付娃哈哈工厂尾款，说明它与公司经营资金的界限早已模糊。

　　一旦资金与公司资产混同，或本身就属于娃哈哈公司(而非宗庆后个人)，那么宗庆后根本无权将其设立为私人信托——毕竟，没人能把公司的钱“私设”成家族信托资产。而宗馥莉转出110万美元的行为，更像在法庭上递上一份“证据”：看，这钱本就是公司在用，何来信托一说?

　　第三关：受益人确定性——看似清晰，却藏隐忧

　　相比前两项，受益人确定性的争议稍弱：原告明确主张自己是受益人，但问题在于，宗庆后当初的“指示”是否清晰界定了受益人范围?

　　如果指示含糊(比如仅说“给家人”，却未明确是哪几位)，法院仍可能因“无法确定谁有权受益”而否定信托。但从目前信息看，原告身份明确，这一点或许不会成为宗馥莉的主要攻击点——她的火力，显然集中在“意图”与“标的”两大死穴。

　　若信托不成立：110万美元不是“侵占”，而是战局反转的信号

　　一旦香港法院认定案涉信托因“意图不确定”“标的不确定”而从未有效设立，整个战局将彻底改写：

　　110万美元的定性反转：既然没有信托，账户就不是信托账户，转账自然不构成“侵占信托财产”——它只是公司正常的资金调度，与“恶意”无关。

　　原告禁令申请成空谈：原告申请冻结账户的前提是“享有信托受益权”，若信托不存在，这项权利便无从谈起，法院大概率会驳回禁令。

　　争议焦点转向两大核心：双方的战场将从“信托财产分配”变为“18亿美元到底是谁的”——是娃哈哈公司资产(原告无权染指)，还是宗庆后的个人遗产(需按遗嘱或继承法分配)?

　　结语

　　这场风波，与其说是家族内斗，不如说是一堂残酷的“跨境信托普法课”：即便是百亿资产，若忽视香港信托法“确定性三原则”的刚性要求，跳过书面契约、财产划转等关键步骤，最终可能沦为一场“竹篮打水”的空忙。

　　而那笔110万美元的转账，看似只是宗馥莉的“日常操作”，实则可能是直击信托命门的“绝杀招”——它用最朴素的商业逻辑，撕开了“信托幻象”的口子。

　　娃哈哈的未来，或许就系于这110万美元背后的法律定性。毕竟，对一个企业而言，家族财富的清晰归属，从来都是稳定运营的前提。